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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討論期間，法院也在判決中提到「生命何時開始」的問題，他們只說並不需要解決這個問題。

民眾在利用簡訊實聯制傳送簡訊至1922時，主要會傳送場所代碼（有時掃描QR code會同時顯示場所名稱）至1922，該簡訊會由電信業者所保存28日，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自今年9月13日時會公布累積發送簡訊則數與累積刪除的簡訊則數。而在紙本實聯制的情形，依不同場所會蒐集不同的資料，可能會包含姓名與聯絡電話。

在COVID-19疫情期間，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下稱指揮中心）原先推動「實名制」，要求進出場所應登記姓名與聯繫方式，以利防疫人員調查相關接觸史。行政院並於2021年5月推出「簡訊實聯制」，民眾只要掃描QR code傳送簡訊至1922即可完成實聯制。Photo Credit: 中央社 民眾不能調閱自己的足跡，有違《個資法》現行規範 另外，在當事人行使《個資法》權利的部分，個資當事人依《個資法》第3條享有查詢、閱覽或製給複製本等權利，指揮中心雖於今年9月推出「簡訊實聯制－民眾資料調閱紀錄」平台，民眾可至該平台查閱28日內有無疫調人員調閱過民眾的簡訊實聯制資料。因此，不論是姓名、電話或位置，均應為我國《個資法》所保護。然而，民眾卻無法查詢其自身的足跡紀錄。

文：喵喵科技法律隨筆 每到一個地方，拿起手機掃描QR code傳送簡訊或是填寫聯絡方式，已經成為疫情期間的常態。然而依照指揮中心提供的「實聯制登記表範本」備註中，其關於當事人權利行使的內容係保留給各場所填入，指揮中心明顯尚未認識到其作為委託人，必須負責回應當事人權利行使的此一事實。在起草殖民地憲章（最為有名的，比如《馬薩諸塞自由憲章》）的過程中，他們有意識地使用《大憲章》的語句。

至於寫出《自由的基因》的丹尼爾・漢南（Daniel Hannan）則解釋：「他們（清教徒）來到新世界，敏銳地意識到自身的權利也如英國人一樣與生俱來。1214年的布汶戰役（Battle of Bouvines）約翰王慘敗，被迫簽下五年停戰協議，賠款6萬馬克雖然在全球500強企業中，德國只有28家，但全球頂尖的中小企業當中，德國卻佔有48%。政府特別強調宏觀經濟的穩定運行，對於那些容易帶來短期波動的部門給予嚴格的管制。

但如今的習近平完全沒權力失落的問題。當習近平大力推動「脫貧」運動時卻發現，老百姓即便站上了生存線，但追不上貧富矛盾的嚴峻情勢，也激化了相對剝奪感（尤其是年輕人的）。

換言之，習近平努力了快10年，中國人民並沒有享受「共同富裕」的果實，政商關係極為綿密的資本遊戲反而更猖獗地撕裂社會。理由是：中德兩國經貿體系類似，都重出口導向。到了2018年，美中貿易戰正式開打，更讓中國下定決心，遠離「美國路線」。房地產更不能脫離實體經濟，成為財富升值的賭場。

他在〈金融的謎題：德國金融體系比較研究〉中指出，中國金融應當捨棄美國化，走德國路線。他的主張和李稻葵如出一轍：中國必須學習德國，金融體系要更為實體經濟服務。德國企業有99%屬於中小型企業，它們為德國提供70%的就業崗位以及90%的培訓機會。繼蘇聯和美國後，德國成為中國學習的新對象 我們該問的是，中共官方為何要進行天翻地覆的整改、整頓資本市場？吾人認為，從中國官方大力打擊資本遊戲的作為來看，中國的國家發展路線正進行大調整。

中國年輕人的「躺平」和「內卷」文化成為習近平 「中國夢」的最大諷刺。這也是美國的慘痛教訓。

次貸危機後的幾年期間，歐洲國家也逐一陷入債務危機、中東地區的社會革命浪潮四起，政權更迭不休，青年族群淪為最反政府、反社會的激進族群。當中有很多是所謂的「隱形冠軍」。

反觀同樣是實行社會市場主義的德國，卻能在實行自由市場之際，仍持續維持效率和社會公平。在習近平主政下，中共官方開始出現「輕虛擬服務業、重智能製造業」的現象。文：林琮盛（政大國發所研究生） 8月29日，一名中國極左派人士李光滿的〈每個人都能感受到，一場深刻的變革正在進行。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德國國家足球隊總教練，現身電動車的產線開通儀式，力挺德國電動車業 德國模式：金融體系要為實體經濟服務 對於德國模式給中國的借鏡，李稻葵下了一個結論： 地產和金融說到底是要為經濟發展服務的，是為大多數民眾的福祉而存在的。過程中，中國同時學會了創新、企業家精神，建立起了對智慧財產權的認識。無獨有偶，中共中央財經委辦公室經濟一局局長張曉樸也大力推崇「德國模式」。

習近平深刻認知到，高階製造業的強盛才能造就國家綜合實力的強大。第一種是毛澤東時期的蘇聯路線，尤其是50年代，中國凡事以蘇聯為師，全面實行計劃經濟，透過國家資本主義，進行快速的工業化，把國有掌握一切宣傳為社會主義化。

然而過去幾個月以來，中共官方大動作進行全領域整改，範圍擴及文化娛樂業、補教業、房地產、線上遊戲、網路金融、電子商務等等，並大力宣傳「共同富裕」、民族工業等等，確實引發外界各種分析，也帶來市場的極大不確定性。他所撰述的《中國經濟的未來之路：德國模式的中國借鑒》研究中，就是思索中國的「德國路線」。

如《華爾街日報》所觀察的，「習近平希望製造業挑起經濟大樑，而非網路科技巨頭」。其次，德國金融和實體經濟平衡，金融長期穩定。

有媒體稱，「中國官媒集中統一登出公眾號自媒體的文章十分罕見，顯然是新聞宣傳主管部門和網信主管部門的統一安排，由此形成了非常強勢的宣傳效應」。他指稱，德國對金融業的管制是非常嚴格的。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國家發展的學習路線大致分成兩種。李稻葵在〈中國經濟改革可以研究借鑒德國模式〉一文提及： 德國自稱的社會市場經濟體制，其特徵是強調政府有限干預市場經濟，追求市場效率與社會公正之間的平衡。

因此，無謂的政治揣測既無必要，也不符合當今中國現況。望眼全球，德國正是全球頂尖製造業的翹楚。

反觀中國卻仍維持成長態勢和社會穩定，並成功舉辦了北京奧運和上海世博，讓中國民間到官方開始質疑，美國路線是否值得中國仿效，並探索何種國家發展路線值得中國借鏡。房市不再是資本遊戲的喧囂戰場。

然而，2008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後，讓中國的「美國模式」頓時陷入幻滅。2015年，北京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践研究院院長李稻葵就開始探討中國國家發展路線的調整研究。

〉文章受到中國主要官方媒體的轉載。當年，號稱退居二線的毛澤東發動文革，實則在「重新」奪回權力。其金融業的發展主要依賴若干穩健運營的大銀行，商業銀行在德國金融體制中的地位是絕對穩固的，運行也非常獨立，德國對它們的監管非常嚴格，並透過金融業嚴格控管房市、管制租金價格。國際投資銀行摩根史丹利的統計發現，習近平掌權的8年期間，中國高低家庭收入差距從5倍擴增到6.2倍。

當中國政府在全領域監管，整頓消費者網路公司之際，仍繼續向製造商提供大量補貼和保護，併發出 「購買中國貨」的指令。因此，中國需要擁有最先進的半導體、電動汽車電池、商用飛機和電信設備，以保持中國的製造能力、避免去工業化，及實現不依賴外國供應商的自主性。

「脫美入德」把德國當成是中國國家發展路線的「新教師爺」是可能的一種解釋。金融不應該成為前蘇聯模式下的重工業自我迴圈，為了自身利潤而不斷發展

中國年輕人的「躺平」和「內卷」文化成為習近平 「中國夢」的最大諷刺。到了2018年，美中貿易戰正式開打，更讓中國下定決心，遠離「美國路線」。